一直把握不好看书和写东西的权重，似乎有的时候，笔下生涩，流淌不出一滴文字，有的时候，把整片纸涂满了文字，却未见得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学的越多，越觉得无知，而这种感觉也许只能等到不读书的那天会渐渐消失，可这辈子与书结缘，恐怕不读书的时候也是生命的尽头了。有时候我想，以前的书生如果考不上个举人进士，拿不到一官半职，也许这一生就交待进去了，相比之下我们也许是幸福的，也许。
     如果年代退后一些，那时有书读就是幸福的了；出版物极大丰富，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还多的年代里，可以选择的书不计其数，书海淘金，能读到自己想读的书自然是一件乐事；而今，当坐拥书城的时候，突然发现可以用来读自己想读的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即便拿起一本书，也没有那种闲适的心态，把它细细品味。人浮于事，这个社会也许不会给人太多的“细细品味”的时间，如果不紧赶慢赶，恐怕就要掉队。于是我想，也许最适合读书的年龄是少年和老年。少年在衣食无忧的岁月里，可以给人生积累些资本；而人老了，不用站在风头浪尖上直面社会的是是非非，那时的读书，完全是一种养生。可是，少年的我们有多少人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又有多少书是“喜欢读”的呢？人老了，读书有会有什么社会功用了呢？已经快把“人生”这本无字书读完了，把纸黑字上的“学问”还有什么参不透的呢？ 
    我越发理解古人“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叹，越发理解“劝君惜取少年时”的忠告，可我的少年已不再，我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寻找自我。
    大学还有假期，还有让你修养的机会。以后呢？也许要现实一点，读“生活”这门学问罢。

                                                                                                    2005年1月

                                                 ——谈中西艺术与宗教观念

    最初接触西方美术的时候，一个感觉就是许多西方早期绘画、雕塑的题材都与神话、宗教有关的。同样，在西方音乐中，大量的教堂音乐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形之下，似乎中国艺术中的宗教形象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大量存在和深入人心。艺术与宗教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西方艺术中宗教观念的表达中有何异同？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这些问题是我在学习西方美术史时感兴趣的，也想按照我的理解进行一些分析和猜测。

    之所以叫“宗教观念”，而非“宗教”，是因为两者在我看来存在一些差异。西方艺术中所传达的宗教意味，狭义的讲是基督教的理念，广义来说，还应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它们虽然不是宗教，但在人类社会的幼儿期，在基督教诞生之前起到了宗教的作用。神话是人们对超自然力的崇拜，是人们把对不能理解的现象的解释，和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宗教观念与艺术结合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图腾”。图腾是人们崇拜的形象，是由于人对自然力的敬畏而创造的艺术的夸张，尽管这种艺术还处在非自觉的状态，但在图腾的表现上已经融入了人对自然事物的理解。在中国早期绘画中，如《人物御龙图》、《龙凤人物图》、马王堆汉墓“T”彩绘帛画等等，龙凤、虎豹、饕餮这样的图腾形象鲜明生动；西方对太阳、月亮等自然对象的膜拜，通过夸张、联想和想象逐渐演变成神话，成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图腾崇拜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还推动了艺术的多元化。占卜造就了文字，祭祀、牺牲中孕育了音乐和舞蹈。

    基督教诞生后，在西方逐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并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宣扬模式。由于教堂、礼拜、祷告等形式上的需要，教会音乐得到了发展。音乐家们创造了大量的礼拜仪式曲目和其他宗教题材的音乐。教会以统治者的身份颁布法律，明确规定了音乐必须成为祈祷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音乐在宗教中的地位得到确立。教堂为营造神圣、庄严的氛围，同样不能缺少壁画。大量的教堂的兴建不但为建筑师们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也为画家们提供了表现技艺的画板。《圣经》本身的文学性、艺术性激发着艺术家的想象力。这样，一幢幢教会的道场在艺术家手中变成了艺术的殿堂，从东罗马帝国的圣索非亚大教堂的拱顶，到比萨大教堂的钟楼，再到巴黎圣母院的尖顶，无不闪现着基督教艺术的光辉。

    在中国，同样有这样的殿堂，不是教堂，而是寺庙、祠堂。虽然在规模、气势上不及基督教堂，但同样传达着宗教的意味。山西平陆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描绘道教神仙朝元的盛况，堪称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杰作。像这样的壁画仅仅在山西就有25000多平方米，题材大多取自儒、道、释经典故事和民间传说。

    音乐、美术和建筑为宗教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宗教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养料，也为艺术戴上了枷锁。

    被戴上枷锁的还有艺术家本身。想要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教会、宫廷，成为教会乐师、宫廷画家，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创作作品。不可否认，艺术家在宗教题材作品的创作中许多是出于内心对神祗的虔诚，没有这样的虔诚，就不会诞生巴赫/古诺的《圣母颂》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样伟大而神圣的作品。但是，因为受雇于人，艺术家丧失了多少自由表达的机会，又有多少作品因为不受赏识而被束之高阁甚至禁锢销毁，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画圣吴道子不得到唐玄宗的命令就不能擅自作画，对像他这样一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无疑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巴赫题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组曲在总督的博物馆里零星而杂乱的作品堆中一放就是13年，直到总督去世也没有使用过。艺术家在宗教中获得心灵慰藉和创作灵感的同时，也承受着宗教统治的束缚和对其创造力的扼杀。

    西方艺术冲破神谕的枷锁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兼容并蓄、综合发展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艺术的典型特征，这不仅得益于艺术大师们的华彩，更归功于人们意识观念的转变。人们渴求一种自由与解放的状态，希望人性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追求真实情感的表达，期待人与神的平等交流的机会——如同古希腊神话中人神共生，神也具有人性，也有缺陷。比较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比如说最广泛的题材《圣子圣母像》，意味的差别可以说是巨大的。中世纪的圣像往往蕴含着一种的暗示，艺术家通过对人体比例的改变、人物姿态的扭曲、附属物的添加，故意制造距离，让观者感受到圣人和凡人是不同的，在有的作品中甚至圣子外表上看起来更像老头。文艺复兴大师笔下的圣子已经同平常的娃娃没有什么区别，圣母玛丽娅的形象更是以世俗妇女的形象为模本，充满了母性的光辉。艺术家注重了画面本身，通过对人物神态、动作的刻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人性的回归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期的绘画中比比皆是。与此同时，音乐也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世俗音乐与宗教音乐并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艺术家们开始将眼睛投向人，投向人的生活，投向自然，艺术作为宗教的附属品的命运开始逐渐转变了。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宗教在东西方影响力不同，中西艺术作品的宗教表达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艺术品并不是直接描写宗教、神话故事的内容，但同样具有宗教的观念。

西方艺术中的宗教表达往往更直接。大量的绘画作品所描绘的场景直接取材于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圣经故事，让观者在看到作品的同时很容易就产生和宗教的联系。这是由于宗教观念、形象已经深入到西方文化中的每一个角落，宗教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东方的宗教表达更间接，或者说隐逸。在中国直接描绘宗教场景的作品不占多数，而且这些作品往往只存在于寺庙、石窟中，像我国著名的佛教四大石窟就是佛教艺术的聚集地。这种情况是与宗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中国传统艺术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的。

    在中国，从土生土长的道教的产生，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入，并没有出现哪一种宗教观念统治全民意识的局面，而是多教并存，共同发展，相互影响。中国没有一个高于封建统治者的“教皇”，政治不必服从于宗教。虽然统治者也鼓吹“君权神授”，但这“神”不是太上老君，不是佛，也不是上帝。皇帝登基后拜的不是宗教的神灵，而是“皇天后土”和祖先。在统治者的眼中，只要宗教不威胁其统治地位，便可以任其发展并加以利用，封建皇权在宣扬宗教的同时也限制着宗教的影响力。百姓的宗教崇拜更具有实用主义精神，那路神仙管用就信哪路。即便外来的宗教，一旦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就会以中国的面目存在，独具中国特色。这种特点在佛教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佛教传入中国，也带来了古印度的艺术，比较现存的佛教石窟，开凿早于中原的西域石窟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而“佛”越接近中原，雕塑就越是吸纳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形象也越像中国人。中国的历史人物关羽不但被儒家道家视为神圣，而且也被请进了佛家的寺庙。外来宗教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艺术，也逐步中国化，中原文化的强势状态没有使艺术论为宗教的奴隶。

    中国艺术还讲究情趣，重视“神似”，揭示内在的精神。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就提出了“画犬马易，画鬼魅难”的艺术思想，可见中国艺术的审美偏好是重神不重形。尽管文人士大夫们无时不刻受着宗教思想的感染，但在其艺术作品的表达中往往隐逸了宗教本身的内容，不去刻意描写宗教崇拜的形象和宗教场景，而是追求传神达意，曲折的传达着宗教的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流行，文人士大夫崇尚清淡，普遍存在避世心理，企图在自然山水之间求得心理平衡和心境和谐，山水画形成和发展起来。同样，许多中国传统器乐曲也是建立在“高山流水”的基调之上，讲究清新淡雅，入禅入境。无论是“以无为本”，还是“四大皆空”，宗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的。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宗教的权威性的日益削弱，很多时候宗教题材只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艺术家的表达可以更丰富，可以超越宗教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意味。高更笔下的《万福玛丽亚》中的圣母圣子虽然还头戴光环，但已经被处理成热带地区的土著形象，形式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内容。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创作了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相同题材的作品的，但其中的宗教意味远远比不上想要表达的某种潜意识重要，作者想制造梦境的效果，让观者感受到非常规的视觉刺激。这样的作品中，尽管直接采用宗教题材，宗教意味反而淡化了。

    作为人精神领域的产物，宗教和艺术都是人们对自身、对自然的探求，宗教和艺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必然的。尽管宗教有局限性，其中不乏糟粕，但不可否认，宗教在历史上影响和作用依然有积极的一面，不能低估伴随着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的文学、艺术的价值。东西方文化都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人类文明的瑰宝，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传承，人与神的华彩依然魅力无穷。

[参考书目]

丁宁，《西方美术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邓福星 黄兰，《中国美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张浩达 文庸 荒园，《视觉圣经——西方艺术中的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德]保罗·贝克，《音乐的故事》，马立张雪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本文系艺术史选修课论文 2004年12月）